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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公司股东退股的处理及职业风险金的分配——大成资产评估公司诉楼建华等其他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来源:网络发布日期:2019.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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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公司章程对股东退股等股东私权作出的强制性规定是否有效应根据具体情形确定。作为特殊企业的资产评估公司章程关于股东退休时必须退股的规定可视为公司的自治性规范,股东与公司应该按章履行。关于资产评估公司职业风险基金的分配问题,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资产评估机构持续经营期间,应保证结余的职业风险基金不低于近5年评估业务收入总和的5%,在此前提下,经股东会或合伙人决议,可将已计提5年以上结存的职业风险基金转作当年可供分配利润进行分配。因此,在资产评估公司已有相应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股东退股时要求分配已计提5年以上结存的职业风险基金,可予支持。本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5期刊载。

     

    【案 情】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大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楼建华

    原审第三人:上海大成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上海大成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诉人上海大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资产公司)经集体改制后于19963月成立,被上诉人楼建华自公司成立起一直系公司股东之一。199912月,顾美珍(公司股东及董事长)、楼建华等五名股东签订一份章程,其中约定股东退休时必须退股;公司按有关规定将业务收入的10%提取为职业风险基金。

    2004年10月,顾美珍、楼建华等股东签署一份《关于代持股股份退出备忘录》,其中确认楼建华出资份额为10%,并约定:若公司在五年内发生合并、歇业等清算事项(包括职业风险基金),或对职业风险基金的提取、处置上级有新规定,《备忘录》涉及出资人可按出资份额享受2004630日前所得的权益,承担同样份额的风险。审理中各方确认,大成资产公司每年的职业风险基金均按业务额的10%提取,上述备忘录的内容系因当时相关部门规定职业风险基金不可分配才作出的。

    2005年1月,顾美珍、楼建华等股东又签订章程一份,其中确认楼建华出资份额为16.66%,并再次明确股东离职时必须退股。20069月,楼建华离开大成资产公司,但又先后与大成资产公司发生了劳动争议、确认股东决议无效的诉讼。20082月楼建华退休。

    2008年8月,大成资产公司诉至闸北区法院,认为楼建华已不是大成资产公司股东,楼建华可按公司净资产16.66%的比例领取退股金,并认为根据原告的相关财务资料和计算方式,截至2008531日,原告的净资产为69.1万余元。请求:(1)确认楼建华于2008627日起不再是大成资产公司股东;(2)楼建华向大成资产公司领取退股金11.5万余元,并协助办理退股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楼建华辩称:同意退出股东身份,但大成资产公司将其利润大量转移给关联公司即本案两原审第三人上海大成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上海大成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故原告实际净资产要远高于其所诉称。

    两原审第三人上海大成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上海大成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均同意原告诉请。

    一审法院审理中委托审计,审计结论为:大成资产公司2008年531日的净资产为91.2万余元;职业风险基金(其他长期负债)累计为216.2万余元,其中2004630日前为123.1万余元。据此,楼建华提起反诉,以审计报告为据,诉请大成资产公司支付退股金15.2万余元及利息;退回2004630日前的职业风险基金12.3万余元。其对该日以后积累的职业风险基金保留请求的权利。

    对于反诉请求,大成资产公司除对审计的净资产金额有异议外,还认为,职业风险基金系为保护从事资产评估行业的公司正常经营所设,并不是股东权益,不能退回。

     

    【审 判】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退股金额,大成资产公司应按照审计得出的退股时净资产和楼建华所占股份(16.66%),给予楼建华退股金及利息。20092月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已规定,经股东会或合伙人决议,可将已计提5年以上结存的职业风险基金转作当年可供分配利润进行分配。本案原告各股东200410月签署的《备忘录》已明确约定若国家规定允许,股东可以获得2004630日之前计提超过5年的职业风险基金,当时楼建华占股10%,故楼建华的反诉请求应予支持。一审据此判决:(1)楼建华从2008627日起不再为大成资产公司股东;(2)大成资产公司应支付楼建华退股金15.2万余元及利息,楼建华协助办理退股及工商登记变更手续;(3)大成资产公司支付楼建华2004630日前的职业风险基金12.3万余元。

    判决后,大成资产公司不服,向我院提起上诉。我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 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涉及两个问题:1、股东按公司章程规定因退休退股时,退股金如何计算。2、资产评估机构职业风险基金应否退回。上述问题的认定涉及到一个公司法上争论多年的问题,即公司章程能否“越权”对股东退股等问题作出强制性规定。资产评估等相关机构在这一问题的认定上,会不会因其行业的特殊性,与其他一般行业的公司有所不同?尽管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对强制退股行为的正当性提出异议,但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该问题的探究有助于类似案件的处理。

    一、公司章程能否对股东退股作强制性规定

    (一)司法实践中的争议

    公司章程要真正成为裁判的法源,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公司章程的内容必须是有效的。近年来,理论界对公司章程强制股东退股的正当性产生质疑,司法实践中对相关案件的处理结果也大相径庭。例如,2007年周岩诉江苏省大丰市丰鹿建材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一案,被告召开股东会议修改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辞职、除名、开除或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股东会可以决定其股权由其他股东受让。虽然原告对此投了反对票,但被告仍依照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规定转让了原告的股权。原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强行转让其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和公司章程部分条款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资本多数决”的基本原则,被告修改公司章程的程序合法,其修改的内容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应为有效。二审法院则认为,股东权的自由转让是股东固有的一项权利,股权一经设立,除非经合法转让,或由国家强制力予以剥夺,或公司经清算程序予以分配,否则不能被变动。因此,股东权的自由转让原则应理解为强行性法律规范中的效力规定,凡违反该原则,限制股东权自由转让的公司章程条款应归于无效。2006年滕芝青诉江苏省常熟市健发医药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一案中,法院也认定公司章程修正案所规定的“自然人股东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解职落聘的,必须转让全部出资”的条款无效。然而,2010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试行))规定:“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退休、解聘、调动等原因离开公司时应将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但未规定具体受让人,且当事人无法协商一致的,股东会确定的股东有权受让该股权”。可见,各地法院对这一问题缺乏一致的法律思维方法和适用法律的标准。

    (二)不同学说对章程设定效力的不同影响

    对强制股东退股的公司章程条款效力的不同处理,其背后实质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判思路。而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裁判者对公司章程性质的理解与定位不同。

    长期以来,各国对公司章程的性质存在不同看法,在判例和学说中存在两种主流观点,即英美法系的“契约说”和大陆法系的“自治法说”。“契约说”认为,章程的约束力在于社员的自由意思,章程制定后,成为社员或机关认可章程的内容,与公司建立关系,但如果想脱离其约束,随时可以退出或转让出资份额(股份),因此,章程具有契约性质,被视为“公司合同”,这意味着公司章程条款的制定是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等相互之间的合意。而“自治法说”则认为,章程不仅约束制定章程的设立者或者发起人,也当然约束公司机关及新加入公司组织者,因此,具有自治法规的性质,强调的是公司的“自主立法”,站在公司的立场,认为公司制定的章程对包括公司在内的相关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两种学说的基本差别在于前者为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意思表示,后者则为社团的意思表示,其差别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对“契约说”而言,制订或者修改公司章程的主体是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对“自治法说”而言,制订或修改公司章程的主体则是公司本身。(2)在“契约说”的场合,公司章程的具体条款是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之间相互合意的结果;而在“自治法说”的场合,公司章程的内容是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股东大会决议的结果。可见,两种学说虽然都承认公司章程所具有的规范意义,但对据以作出裁判的法理基础则大相径庭,从中表达了在判决理由上的不同逻辑。

    笔者认为,因两种学说导致的两种裁判思路都有其法理基础和合理性,但由于公司章程各条款作用机制的分工以及审判实践中个案的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就股东权的问题,其本质上属于股东的私权,而股东与公司又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人格,对公司章程中涉及处分股东私权的规定究竟属于契约还是属于自治性规范的认定应当慎之又慎。笔者认为,如果该规定平等地对待全体股东,且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及组织管理的考量,对股东私权的限制确有必要,那么“资本多数决”就有适用的空间,这部分内容可被视为自治性规范;反之,如果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针对的是个别股东权,且与公司运营管理及良性发展无实质关系,那采取“资本多数决”原则对个别股权予以限制或剥夺缺乏正当的理由,因此,除非依法予以变动,否则“未经股东同意,不得以章程或股东大会多数决予以剥夺或限制”。在此情形下,相应的限制只能以合同的方式加以规定。

    本案中,不论是1999年章程还是2005章程,均平等地约束公司全体股东,且经由所有股东签字确认,即使相关条款认定为股东与公司间的契约,也属有效。但从章程的整体内容及资产评估行业的特殊性来看,公司章程规定股东离职、退休时应退股可以认为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及内部“人合性”的需要,应属合理。

    (三)行业特殊性的司法考量

    结合上文的分析,本案中公司章程关于股东退股的内容被视为自治性规范,可从相关法律法规中找到合理性依据。由于资产评估行业的特殊性,国务院相关部门对其设立、管理都有专门的规定,例如1999年财政部的《资产评估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要求资产评估机构的出资人须是执业满3年的注册资产评估师;2001年财政部修订的《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资产评估机构的合伙人或股东应当持有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在资产评估机构从事资产评估业务3年以上且无不良执业记录;第十五条对非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自然人担任资产评估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的,从其学历、职业履历、出资比例等方面作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从上述规定可知,资产评估公司的股东原则上应具有相应资质并在该机构执业。

    因此,资产评估公司章程规定股东离职、退休后退股可理解为顺应国家管理部门的监管要求,也是本为私权的股东权因其所在行业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公权力干预的必然结果。既然公司章程的正当性得到了确认,那么其明确规定股东退休时必须退股,退还其在公司享有的净资产份额,股东与公司就必须按章履行。

    二、特殊行业机构的职业风险基金能否分配给股东

    本案中,双方对退股金结算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上诉人净资产份额的确定以及职业风险基金的分配。对于对公司的净资产份额的争议,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司法审计。而特殊行业机构的职业风险基金能否分配给股东的问题则是本案法律适用的主要难点。

    职业风险基金是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按规定提取的用于职业风险赔偿的准备金,它以执业机构的年度评估业务收入为基数计提,所以其本质上属于公司营利部分,股东本应有权对其分红。由于资产评估等行业风险系数较高,为保护社会公众利益,提高执业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国家对其计提的方式和比例作出强制性规定。2009年2月之前,资产评估公司在存续期间,其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不能作为利润进行分配。但是职业风险基金的过度计提,一方面占压了执业机构的资金,不利于资金运用,另一方面影响了股东的利益,削减了股东的分红,影响了股东的积极性。所以,20092月,财政部发布了《资产评估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该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资产评估机构持续经营期间,应当保证结余的职业风险基金不低于近5年评估业务收入总和的5%。”第六条规定:“资产评估机构在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前提下,经股东会或合伙人决议,可将已计提5年以上(不含5)结存的职业风险基金转作当年可供分配的利润进行分配,同时应当完善相关内部管理制度。”据此,计提5年以上的职业风险基金可以转为可分配利润,但前提是需经股东会同意。

    本案中,大成资产公司各股东曾在2004年签署《备忘录》,因当时的相关规定不允许职业风险基金作为利润分配,但毕竟职业风险基金是公司营业收入形成的,并已经有了若干年的积累,故为股东利益着想,该《备忘录》约定若“对职业风险基金的提取、处置上级有新规定,本《备忘录》涉及出资人可按出资份额享受2004630日前所得的权益,承担同样份额的风险”。该约定是当时各股东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该约定属于附生效条件的约定,条件就是待国家法律规定允许职业风险基金作为利润分配。及至20092月财政部的上述规定出台,该所附条件也就成立了。当股东之一楼建华退股时,公司应按照各股东曾经的约定将2004630日前的职业风险基金分配给楼建华。

    本案属于新类型的公司法案件,上海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后,员工持股问题较为普遍,妥善处理员工退股问题,有利于保护员工合法权益,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该案为如何认定公司章程中有关强制退股规定的效力,妥善解决员工持股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同时确立了特殊行业公司的职业风险基金在满足了该行业规定的结存额度后,超出部分可以由股东约定分配的司法标准,该标准符合公司法原理和相关部门规定,在职业风险基金可分配的法律保障下,有助于鼓励公司多结存职业风险基金,对于防范职业风险、维护股东权利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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